社会动力学体系——民权篇

从常识来看,民主应该与个体的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主程度应是个体政治权力大小的一种量度,否则民主便没有具体内容和实际价值。这正是社会动力学用个体的主动政治权力来定义民主的原因。然而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民主是与具体的政治权力分离的。与个人的具体权益有关的法律规定通常被称为民权(civil rights)。而民权,哪怕是黑人要求种族平等和妇女要求法定的产假等、是不包括在普通社会学的民主之中的。如果仔细检视一下上述个体的三类政治权力会发现那些被西方复合系统屏蔽的个体政治权力,如对母系统和子系统领导人的审查、监督和罢免,以及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提出要求或进行民权诉讼等,都可归于民权的范畴,但却奇怪地不属于民主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些普通个体拥有的民主程序又不包括在民权中,而是由另外的独立过程来确定。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复合系统通过所谓的权力分立,能够仔仔细细地将这些政治权利从它们的民主中剥离出来,使民主空心化变成一种选择性服从的被动程序。前面说过在社会动力学看来,这些复合系统中的认选民主是没有权力的民主。这里又说明这些民主还是没有民权的民主。不否认复合系统中的所有个体要拥有上述三类民主权利中的全部或部分需要一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一些条件是目前的复合系统不能具备的。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社会体系中该不该有民主或有没有实行这些民主的条件,而只关心这些体系中有没有社会动力学所定义的民主。由于选择性反馈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当代复合系统中的民主就只剩下个体维护自身权益的诉讼权。
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个体或个体集合主动发起的民权诉讼是一种法定权力,从低处指向高处,并可根据程序规定要求作为被告的母系统或子系统对此作出反馈。因此在社会动力学理论中,个体的民权诉讼被视为一种主动型力,是民主权力之一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动力学不关心个体的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内容是否与普通社会学所说的民主有关与否。诉讼权是复合系统中有经济能力消费司法程序的普通个体仅有的真正的民主权力,也是他们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的最后一个希望和最后一道手段。在及其罕见的情况下,普通个体引发的民权个案和母权的反馈性判决会导致母系统新的立法。虽然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而且多数只是涉及权利的枝节方面,但这的确说明诉讼权是一种力。就这西方复合系统中普通个体唯一的民主权力也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拥有的,因为民权官司及其昂贵,远远超出许多个体的年收入。从统计的意义上来说,每年大量的民权案件,不论判决的结果如何,都会给母系统和子系统及其公权和私权带来很大的压力。那幺普通个体能不能通过民权诉讼来获得或运用他们被屏蔽的政治权力呢?不能。个体的诉讼是在现行法律的条款下利用母权的司法程序进行的。它的法律依据是民权法案而不是民主法案。西方复合系统中没有可供民事诉讼的民主法案,而普通个体仅有的民主程序又被从民权中分离了出去。也就是说在个体的三类民主权力中被屏蔽的部分并不包括在当代复合系统的民权条款中。由于西方复合系统拒绝制定民主法案要求当选人履行竞选承诺或关注民生,个体不仅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表达或实现他们的民主诉求,获得他们的民主权力,而且无法通过民权诉讼或其他程序来督促当选人履行竞选诺言。
既然西方复合系统中的民主是没有权力的民主,而普通个体唯一的政治权力是法律诉讼,制定民主法案对于真实的民主便是至关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然而西方复合系统非但拒绝制定民主法案,而且民权法案给予个体的权力与普通社会学所宣扬的民主内容相去甚远。尽管这些复合系统中各种法律汗牛充栋,法权赋予普通个体的民权却十分有限,无法影响母权的决定,更不会在子系统中拥有法定的发言权。就是追究母权的违法行为也主要是母权的职责,所能监管的只是官员的违法行为,而不是系统本身的不民主行为。即便在最发达的复合系统中,无论是母系统还是子系统的决策和行为在守法和违法之间仍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并可作出完全不同的决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些复合系统赋予个体有限的民权主要是维护法律允许的经济利益和保护性政治权利,如不受系统和其他个体的非政治性歧视等,而不是改变法律本身或改变母系统或子系统的当权者。为了妨止和限制民权诉讼造成难以控制的民主效应,西方复合系统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普通个体这一最后的民主权力。它们一方面把民主与权力割裂开来,使之变成没有权力的民主;另一方面,把个体争取民权的司法过程与民主分开,使之成为与个体三类政治权力无关的普通民事诉讼。将民权与民主分离后,西方复合系统在大言不惭地炫耀它们的民主时就不会因此鼓励个体争取民权的努力;同时在用专制手段压制民权时不被视为是压制民主。
由于复合系统中普通个体唯一的政治权力或民主权力只是民权诉讼,西方复合系统对这最后的民主实行比君主体系更专制的压制和防范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一些复合系统给予法官类似专制君主那样的凌驾于宪法、法律和法纪之上的特权。名为司法者的法官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时建立可被选择性使用的法官法。这些法官法无须立法机构审查确认即可生效。这些系统还莫名其妙地赋予由执法者任命而不是经选举产生的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以便随时“修正”由选举产生的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法官甚至有权推翻立法机构按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并确定总统人选。如美国国会在南北战争后通过的四部民权法案基本上都被法庭所推翻。非但如此,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完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合法化和制度化。法官还享有不因司法不公而受民事诉讼的豁免权。专制法官因作弊影响了判决公正后,仅获纪律处分。即便惩以离职退休仍可享有母系统的终身薪俸,且所作的错误判决依然有效。推翻其错误判决必须花钱启动新的司法程序。这时最高法院仍然可以拒绝受理。这些复合系统中的法官之所以有比最高执政官,如总统和国王,更大的专制权力,正是因为法官肩负着压制这些系统中普通个体唯一真正的民主权力的重要使命。正如世袭的子系统和子权力是君主社会在当代社会中的延伸那样,当代法官所具有的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权力也是君主社会的君权在当代复合系统中的延伸,其目的就是用延伸的权力来维护这些延伸系统的利益。
就这样西方复合系统在设计时就对个体的政治权力进行了精心切割,使个体权力的内容与形式分裂开来:一方面把有具体内容的权力从民主中剥离出来,把民主变成选择性服从的空洞程序。另一方面把影响系统的人事和政策的权力从民权中剔除出去,由另外的独立民主程序来确定。这样一来,个体或个体集合只能认选领导人却不能监督和罢免他们,同时也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个体或个体集合即便赢得了民权官司也不能改变领导人和立法者,也因此不能改变法律。因此可以说西方复合系统中的民主是没有民权的民主;民权是没有民主的民权。这种权力分立与其说是为了限制当权者滥用职权,不如说是为了限制个体的政治权利。当权者仍然可以超越界限使权力跨越不同部门骑在民主和民权之上。不仅法官有专制特权,复合系统中母权的各级代表都可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和豁免权,包括否定议案、回避诉讼和赦免犯人等;行政长官、国会议员和高级法官还可以穿墙任免。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动力学体系可以在真正分立的权力下长期运行。把权力分立说成是民主的一部分既不真实,也不合乎逻辑。因为民主是指人民的政治权力,而不是不受人民监管的政治权力在特殊个体中的分布方式。现代复合系统从生产到管理过程中的高度分工是一种普遍特征和必然现象;只有分工而没有相互监管的权力系统既不存在也不可取。
那幺有没有与民权相统一的民主,也就是有民权的民主呢?有。历史上曾经有过公有制的假复合系统。在公有制的社会体系中,个体直接与母系统的各级派生系统,如假子系统,发生互动。这种互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对话和协商。对话和协商不同于被动认选这种一次性互动,因为是往返式的,而不是对母权进行一次性的选择反馈。在对话协商中,个体可以开启新要求或话题,而系统需要对个体的新要求或新对话作出反应,哪怕是不同意或反对的表态。在这个往返型对话过程中,个体具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权。因此这种对话协商是社会动力学所定义的民主,一种与民权相连的民主,在普通社会学中叫作协商民主。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复合系统将反向法定权力下放到子系统,那幺公有制的假复合系统则进一步将其下放到个体。公有体系中的假子系统在个体与母系统之间起着双向传递权力和信息的作用。个体通过直接影响假子系统来影响母系统。由于个体的权益是具体的和因人因地而异的,这种与民权相连的民主通常不是大面积的或全系统的。虽然个体不能直接影响母系统的人事,但可以影响假子系统的人事。县官不如现官,个体所属假子系统的管理对个体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种公有制的假复合系统中没有西方复合系统中那样的无民权的民主。这种与个体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民主不像大面积投票那样容易造成多数暴政。由于这种假复合系统存在的时间不长,这些初级系统中普通个体的民主权力还只存在于母权的次级代表假子系统中,还没来得及形成最后的法定程序。
这里要指出的是公有体系中政府的经费来源与私有体系的政府不同,不是靠收税而是靠国营企业的利润。有如私有系统中的子系统那样,公有系统管理的合法性有赖于国营产业的管理能力和赢利状况。这与私有体系靠税收维持的政府有本质的区别。当公有体系的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化后,国营企业的利润不再能提供足够的政府经费。这时非民选的政府管理的合法性会遭到交税人的质疑,系统领导也将由交税人选举产生。当假复合系统变成真复合系统后,个体的财产梯度就会形成并不断扩大,政治权力的梯度也随之形成并扩大,逐渐向财产梯度靠拢直到最后与之平行。同当代西方复合系统一样,新复合系统中的普通个体或无子个体的民主权力将蜕变成民主权利。由于社会动力学不关心母权的合法性问题,这里对此不作深入讨论。除古典的雅典民主和罗马民主外,公有体系中普通个体的民主权力也是一种动力学力,也是现代社会曾有过的最真实的制度性民主。这种与个体的财产梯度不对称的权力梯度有异于几千年来形成的财产与权力必相联姻的传统,也有背于强者偏爱无规则竞争的动物本能,因此需要靠理想主义和强制措施才能维系。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传统观念的不断挑战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公有制的解体。然而公有体系曾经存在的历史,使社会动力学研究获得更大的意义。对私有体系的研究而言,普通社会学或西方社会运作学亦可胜任,因为西方复合体系中没有民权的民主或普选是与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与税供政府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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