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了一个罪:为弱者和穷人辩护”―丹诺

从丹诺被释无罪到今日被伪证罪困扰的中国律师

为2005年10月洛杉矶《中国律师维权会议》而作

“我犯了一个罪:为弱者和穷人辩护”――丹诺

在上一个世纪的美国,有一个被认为是对整个世纪具有影响的律师,他就是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在艾兰•德史瓦茨Alan M. Dershowitz 的《审判上的美国》(America on Trial)一书所列举的美国200多年来对美国的转型具有重大影响的案子中,丹诺作为律师或作为被告的案子就有5件,其中有他成功地为两个少年杀人魔王免掉死刑的辩护案子,有世界着名的“斯寇珀斯“(Scopes Monkey Trial),即为一个中学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遭起诉的 “猴子审判”辩护案。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出版了有关他的传记,据说也是鼓舞了一代年轻人去追求律师行业。

还有一个是对丹诺多少都有些具有负面影响的案子,即以他本人为被告的案子:加州人民诉丹诺(1912)。我们今天研究此案,或许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司法正义具有某些参考意义,为被伪证罪困扰的中国律师的解困或许有些启迪。

丹诺在1911年以意图行贿一个案子的陪审团员受到起诉,1912年开庭审理,结果他被陪审团“放”了一马,判为无罪。丹诺被诉的案子涉及到另外一个在20世纪影响极大的劳工审判案“麦克纳马拉兄弟案”。在20世纪初叶,美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阶段,劳工受到极大的剥削,政府如同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委员会”来帮助资产阶级,法院的法官们都是被有钱的人把持。社会出现极大的不公平。工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来和政府抗争,其中包括暗杀和爆破。《洛杉矶时报》被工会的头们选为攻击的对象,因为该报完全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打击工会和无视工人的利益。的凌晨,《洛杉矶时报》大楼被爆炸,整个大楼埋葬在火焰中,有20多人被烧死,100多人受伤。当时的场景的描绘,有如90年后的“9•11”。后来,麦克纳马拉兄弟在俄亥俄被秘密抓获,随即送往加州审判。

丹诺被美国工会以高薪雇佣并从芝加哥来到洛杉矶为麦克纳马拉辩护。丹诺被聘,是因为他曾经成功为其他几起重要的劳工案成功的辩护过,其中着名的案子有“"Big Bill" Haywood。他本人也极力批评当时不公的社会体制。但是在马氏兄弟案子中,由于控方掌握的证据确凿以及发生的“街头行贿案”,丹诺最后劝说马氏兄弟接受有罪辩护,以和政府达成免除死刑的协定。虽然马氏兄弟信誓旦旦要为工会事业奋斗到死,但还是接受了丹诺的劝说。

丹诺就是因涉及“街头行贿”而官司缠身。在马氏兄弟案的审理过程中,控方通过手段,诱惑辩方一位重要成员拿着4000美元现金贿赂该案中的一名陪审员,并当场抓获。当贿赂发生时,丹诺还出现在不远的街头。后来,行贿人佛兰克林认罪,并指认丹诺指使他干的。同时丹诺支付给行贿人一万美金的支票也落到检方手里。

在这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丹诺不得不挺起胸膛用他那智慧之舌为自己辩护。他在辩护中有一句着名的辩护词:“我犯了一个罪:为弱者和穷人辩护。”

陪审员们听了他的辩护,泪流满面,最后只用了30分钟判他无罪。法官对他说:全国工人都会欢欣不已,因为你又可以自由地帮助他们了。陪审团们说:丹诺你太棒了,“我们都是美国人,世界向前迈进了一步。”工会的代表们送来了花朵,代表千万工人向他表示祝贺。

今天研究出来的证据使许多人认为丹诺是有罪的。问题是当时的陪审团员们就没有看到他有罪的证据吗?其实陪审团投了三次票,8:4,10:2 和12:0。陪审团作出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在两种正义之中进行选择,一种是维护国家法律体制的正义,即维护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惩治犯罪的正义,令一种是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的正义。如果丹诺被判为有罪,他个人身后的千万个劳工都将受到打击。陪审团选择了后者。他们需要保护这样的律师。如果丹诺判为无罪,至多是放走了一个罪犯。这是1:1000,10,000,100,000 或更多数字对比。即便是放走了一个律师,也并不是鼓励这个或犯有同样罪行的律师。对丹诺的无罪判定,只能从其证据上来说不够成立,审判本身就是对贿赂和伪证的谴责。所以在追求正义中,无论在立法上,司法上,还是执法上,人们必须衡量一个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中国刑法第306条关于诉讼代理人制造伪证、帮助或诱惑证人做伪证罪,即“律师伪证罪”是文明国家少有的特别规定。它特别指向律师行业。其全文如下: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言。”

该立法企图非常清楚,要阻止律师们帮助被告逃脱。这是国家之上的惩治主义的观念。事实上,政府也可能会为了其政治目标使无罪变为有罪,或因武断、贿赂、或疏忽等制造冤案。律师们的充分辩护是保证每一个被告不被冤枉的基本保证。美国的法律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保护每一个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美国宪法的“人权法案”就是以此原则制定的。所以,即便在那个资本家和工人们激烈抗争的年代,还是有法官和普通的陪审员站在底层的弱势群体一边。所以丹诺案的法官说,工人们为丹诺的无罪判决而欢欣鼓舞,陪审团员们说世界因他的无罪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中国的制度是给律师们一个紧箍咒,不让律师们自由的辩护,以其达到政府惩治犯罪的目的。结果是带来极大的不公平。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至少有两次法律上不公平的惩治活动(不算政治运动)。一次是1983年的严打。结果导致了许多人入狱,其中有许多是无罪或轻罪的。另一次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的“两高通告”的惩治经济犯罪活动,结果是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叮当入狱。下面的文字比较准确的反应了“严打”的问题。

目前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表明历次“严打”期间到底制造了多少冤案──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由于我国公共信息制度的阙如,我们无法获得足够信息以资分析,但是从非“严打”期间一些报道中却能看到死刑冤案之怵目惊心。

“严打”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果,但无法与冤案相互抵消,冤案必然侵害人权。于社会而言,少数的冤案可能不可避免,但对当事人而言这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而且可能是一生的灾难,尤其是“严打”期间被冤杀的人,他们所失去的不仅仅是肉体,还失去了名誉,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名誉! 萧翰《功过是非谈“严打”》2005-07-17, 新华每日电讯5版。

如果那些被告能得到向丹诺这样的辩护,我相信许多人是会得到社会公正的。

有人会辩护这种“律师伪证罪”的成立,因为的确会有律师这样做。古今中外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可选择的是我们必须要在两种“正义”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代表执政的党派和政府的利益,强调社会秩序,令一种是代表个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具体的说,我们必须分析律师伪证罪带来的结果是对社会稳定和正义有利,还是惩治了几个律师对社会有利。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对利弊要加以平衡。

椐不完全统计,新刑法颁布后近十年,500多律师被起诉,其中300多人,即60%都是“以伪证罪”被起诉。有的律师出了刑事辩护庭,就被检察院送进监狱。结果,现在大部分律师不愿意接受刑事辩护。目前有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不到30%。(见王怡《大陆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的形成》。按此项统计,70%没有得到法律专业律师的辩护。我们假定以中国2005年第一季度的100万刑事案件来算(据自由亚洲电台杨家岱报导,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各地共举报刑事犯罪案件近100万宗),中国第一季度就有70万个被告没有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如果以百分之一的错误或不当来计算,那幺,中国2005年第一季度就有一万人没有获得公正,那幺全年就有12万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过去10年就有120万人受到刑事上不公正。如果律师的参与能够使其中的50%的人受益,那幺过去10年有60万人将会因有律师的援助而得救。 比较在过去10年中300个被起诉的“做伪证”的律师 (其中约50%不成立, 2002-2004年全国律协经办的律师“伪证罪”的案子有一半被宣告无罪,张庆水《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任重道远》2005-6-17《中国普法网》,见王怡《大陆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的形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10年政府以“辩护人妨害证据罪”起诉了300个律师,结果导致了60万人得不到应当得到的法律援助而受到刑事不公正。在两种正义面前“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律师伪证罪”的另外一个不当是,因为律师所进行的辩护工作本身是对抗政府专横的社会正义的表现,“律师伪证罪”却使得他们无法实现对抗政府专横的正义。他们的工作常常使他们处在“妨害证据罪”的边缘,他们因此自己随时随地都有被逮捕的危险。我们今天所披露出来的中国公安“刑讯逼供”弄出来的假案已经触目惊心了。前不久39岁的湖北佘祥林案让世人充分的感到政府在执法中的专横。最近纽约时报9月21日发表的其驻北京记者周看(JOSEPH KAHN)的文章,更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公安是如何刑讯逼供的。该篇文章借中国河南的一起冤案深度剖析了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公。河南35岁的秦延洪被警察们反吊胳膊,同时被一个锋利的金属框将他的双膝枷牢,每当他睡觉时就踢他的肚皮。他痛得大汉淋漓。第四天受不了了,他垮了,于是按照警察的要求回答了问题。

“她穿什幺颜色的内裤”?
“黑色”,秦答到。
他的后脑勺遭到一记重击。
“红色”,他改口道。
又是一记重击。
“蓝色”,拳击停止了。

一起强奸谋杀案成立了。他只是幸运而没有被执行死刑。那幺有多少不幸运的人呢?

如果律师知道内情,必定鼓励他讲出实情。这就是翻供。“翻供”就很容易被控方指责为“诱惑”被告做伪证。

我自己在美国也碰到了一起刑讯逼供的的案子。一个来自中国江苏的小伙子,在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后,在新泽西的一个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因绑架、勒索、强奸等罪名被关押在新泽西的莫里斯监狱。法官将保释金设在25万美金,他没法保释。我去监狱看他,他给我讲了不同的故事。他说,他和女“被害人”一起看色情录象带并按照带子中的情节将女同事梆住,他是用铅笔当枪顶住她的后背。但那只是闹着玩的。当晚她将她送回去。除了那女的找他要点钱外,什幺事也没有发生。第二天,他就被逮捕。他告诉我,警察当晚虐待了他。他按警察的要求认了罪。他是一个外国人。显然,他的律师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法院指派的公派律师,没有很好的为他辩护。我因为没有新泽西的律师执照,也没有帮上什幺忙。结果,他被判25年。最后他在监狱里用被单绞成绳子自杀,遗书中写道,让他的幽灵缠绕着法官,让法官永不得好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的世界日报也报道过。他父亲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我也是爱莫能助。我相信他的故事,如果我接手此案,我当然要他翻供。如果我在中国,那幺我就会受到“妨害证据罪”的困扰。正义得不到伸张。

律师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些律师会因为金钱或过分热心,或别的原因会涉嫌“妨害证据罪”的行为,但是,他们所承担的实现社会正义这一责任,其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他们在执业中所有可能犯下的罪行对社会的伤害。如果一个社会将惩治他们的罪行的法律达到了妨害他们正在为整个社会实现公正的程度,那幺这个法律就不是正义的。我们将只能从别的方法上去解决律师们有可能在执业中“妨害证据”的问题,比如,加强律师的执业道德方面的管理等。这将是我们研究的另外一个课题。在中国实现司法公正的当务之及是即刻取消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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